就在三天前拿柜配资，已经迁至广州的“保密局”情报处两个小特务在白云机场执行日常例行巡查时，盯上了一个刚下飞机商人模样的男子。
在他俩眼里，这个人横看竖看都像是共产党的秘密交通员，遂决定将其截留下来，盘问一番再说。
反正，即使弄错了，也没人追究他们的什么责任，放了就是。
没想到，还真让他俩撞上了，之后一搜查，在其行李中的一罐上海生产的“宝宝牌” 奶粉里，发现了一份密写情报。
可是，这个被扣的家伙自称是“国防部二厅”的交通员，是“自己人”。但却拿不出派司，也不能提供同样已经迁到广州办公的“国防部二厅” 的证明人。
他说:
我是“二厅”上海站招募的特工， 此次受命前来广州，向总部递交一份紧急情报。
至于随身没有带派司，他也有解释:
离开上海后，先去了合肥，这份情报是在合肥由上线手里拿到的。因为合肥早在今年1月间已经解放，不能携带派司。
不过，现在被“保密局”同行截留，想证明身份也不难。上海不是还在国民党手里嘛，请二位通过“保密局”上海站跟“二厅”上海站联系一下就是。
但是，两个小特务自然不会轻易相信他的话，他们按照平时处理此类情况的流程，先把这个“自己人” 关进临时羁押室，然后向上司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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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代末广州白云机场候机厅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上司对此早就习以为常，其他放在一边，先检查一下这份情报再说。
表面上看，这是一封在外谋生的儿子向家乡父母大人报平安的信件，再寻常不过。
可是，这么一封普通的家信，为何要藏在密封的奶粉罐里？
而且，这密封工艺严丝合缝，外表不留一丝痕迹，显然是在生产线上做的手脚，这番操作需要打通奶粉厂的关节，进到车间里才能完成，还不是一般的小小周折！
所以，这封寻常家书背后肯定有名堂，估计经过密写处理，需要特检科帮忙解密。
抗战期间，“军统”在重庆设立了一个特检处，其职责之一就是对往来邮件进行检查，据说“颇有成果”。
抗战胜利后，“军统”奉命压缩编制，裁减特务，不久又改组为“保密局”，原特检处就缩减为特检科。
这个科拥有当时国内最先进的特检器材和化学试剂(由美国情报机关提供)，还有一批曾在美国受训、邮件检查方面经验十分丰富的人员。
果然，奶粉罐里的这封信函经过特检科专家的一番检验，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使得情报处大为吃惊，不敢擅自处置，随即报送到局长毛人凤的案头。
原来，这是“国防部二厅”潜伏在华东军区内部的一名代号“黑巴黎”的特务呈送的一份绝密情报，内容是:
中共原山东军区(此时已合并为华东军区)那个被称为“千公子”的正旅级情报员千秋钧在隐迹一段时间后，将重新出来活动。
据可靠消息，此人化名“老舅”，已于日前奉命秘密离开华东军区情报部驻地临沂，潜赴南昌执行一项据说是共党华东军区首长陈毅亲自布置的特别行动，代号“碎石”，内容不详。
毛人凤看到这份情报后，不由的倒抽一口冷气:
二厅真不简单啊！居然能搞到这样的情报。
他转念一想，这份情报既然落到我手里，何不由“保密局”在南昌设一个套，布一张网，把这个化名“老舅”的“千公子”一举擒获，凭此人的名气和他在中共谋报界的级别，这可是一桩大功劳啊！
由于历史原因，国民党的谍报系统派系众多，光是中央级的就有“保密局”、“二厅”、 “党通社”(即“党员通讯社”，由“中统”改组而成，稍后又改称“内调局”)和海军、空军的情报机构。
另外，还有什么心战总队、单列的特别行动纵队、特情纵队、潜伏委员会、策反研究院等等，以及一些以阿拉伯数字为代号的独立特务部门。
这些机构各有各的职责，比如曾由郑介民执掌的“国防部二厅”，专门从事中共军队以及跟军方有关的情报刺探、反间谍和破坏活动。
根据蒋介石再三强调的“分工规矩”，一般情况下，各特务机构不能越界操作，免得因策略、步调不一致打草惊蛇，导致行动失利，甚至造成误会，出现“自己人斗自己人”的情况。
因此， 不论从前的“军统”、“中统”、还是如今的“保密局”、“党通社”，正常情况下都是严守规矩。
抗战时期，“二厅”的全称是“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第二厅”，抗战胜利后，其简称“二厅”没变，但全称已经改为“中华民国国防部第二厅”，由郑介民担任厅长。
郑介民之于“军统” 的掌门人戴笠相比略逊一筹，但跟如今的“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相比，那毛局长就经常有一种“脱了毛的凤凰不如鸡”的危机感。
毛人凤一直很在乎“保密局”和“二厅”两家的工作业绩孰高孰低，老蒋的脾气不大和顺，耐心也有限，下属的业绩出不来，他可是不留情面，想骂就骂，甚至撤职关押也不是一句空话。
此刻，毛人凤逮到了一个立功的机会，而且可以做得神不知鬼不觉，自然而然要玩一手“截和”。
于是，毛人凤下令:
将那个被捕者单独关押于“保密局”本部直属看守所，昼夜看守，不准他跟任何人接触，一日三餐都须由看守所特务自己送。几时释放，视“截和”效果如何而定。
然后，毛人风考虑该派何人前往南昌负责这桩事情。思来想去，他决定派新任“局办三组”上校组长陆大洛前往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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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人凤旧照
毛人风当下就把陆大洛召来，一应情况作了交代，还从保险柜里取出从“二厅”交通员那里截下来的情报原件让其看了看。接着，就要听听陆大洛的想法。
陆大洛是“复兴社”时期的老特工，情报、 行动、特检等行当都干过，抗战后期，还曾被派往上海代理过三个月的“军统”在华东地区唯一的一个情报中转站的站长，对于地下交通这块业务也有接触。
戴笠在世时，曾夸赞陆大洛是“一个称职的多面手”。所以，这次“保密局”组建工作职能集情报、行动、特检、交通于一体的机动单位“局办三组”，毛人凤根本没考虑其他人选，指定陆大洛担任组长。
陆大洛思忖片刻，谈了自己的工作思路:
第一，要注意严格保密。
这个“密”不仅仅是对中共方面，“保密局”内部也是如此，特别是对“保密局”江西站，更要守口如瓶。
尽管那是“保密局”的一个省级单位，但最近获得的情报表明，南昌的地下党活动频繁，重点就是欲策反国民党在南昌乃至江西全省的各部门高官，其中自然也包括“保密局” 江西站，谁也说不清楚共产党地下人员把“保密局”江西站渗透到了什么程度。
第二，这项任务不劳“保密局”江西站的下属特工协助，由他自己组建一个“特别行动小组”，简称“特行组”，组员则是现成的。
陆大洛随即将刚从人事处获得的消息，即“江西站”有四个特务向局本部上书要求调到广州的情况说了一下:
“卑职已经调阅了他们四人的档案，认为可以同意他们的要求，把他们四人调到局本部，暂时可以安排在'局办三组’。
正好局座有任务下派，而且又恰恰是去南昌，那这个“特行组” 的组员就是他们。职担任组长，再把卑职的助手柏可倚少校带去，担任副组长。”
毛人凤问道:
“对付这么一名极为厉害的共产党要犯，就一个六人小组行吗？”
陆大洛答道:
“报告局座，卑职觉得最为要紧的是做好保密工作，所以，'特行组’的人数要少而精。届时，如果真的人手不够，可以从南昌市警察局、南昌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临时借调。执行这种任务，有时用外人反而比用内部人员的保密系数高一些。”
陆大洛继续说道:
第三，“保密局”刚刚截获的那份情报中提到，“老舅”来南昌的目的，是为执行名谓“碎石行动”的特别任务。
虽然不知其具体内容是什么，但中共方面指派这么高级别的一个堪称特工专家的军官前来执行，料想必是特别重大。“二厅”一旦获悉这份情报，肯定也要布下天罗地网进行抓捕。
至于“老舅”执行的到底是什么任务，陆大洛根据当前的局势估计，十有八九是策反“党国”的高官。
当然了，是否真的如此，只有把“老舅”抓住之后才能弄清楚。但这并非“特行组”的主要任务，甚至根本不必作为一桩任务来对待。
换句话说，“特行组”只负责抓人，抓了人之后是不是一定要进行审讯，审讯到什么程度，都是有说辞的。
陆大洛的想法是:
“保密局”获得这份情报纯属意外，既然是意外，那只要抓到人就算数， 见好就收，免得贪多嚼不烂。
在侦缉过程中，能查清其究竞身负何种任务当然最好，如果没有这种可能性，那么还是光逮人。万一因此出了什么差错，弄出一个鸡飞蛋打的结果，“二厅”方面肯定会向上边告刁状，“保密局”反倒偷鸡不着蚀把米。
这一番话，尽管说得拐弯抹角，但却说到了毛人凤的心里。
如果抓捕“老舅”是上边安排给“保密局” 的任务，那自然是既要抓人，更要弄清其身负什么任务，以便继续扩大战果。
可是，眼下“保密局” 干的事纯属“截和”，横插一杠子，毛人凤则压根儿不想把这桩活儿一干到底。
谁知道郑介民对这盘大棋是怎么考虑的，也许人家已经跟上边通过气了呢？
如果“保密局”不知深浅插手瞎折腾一番， 没准儿惊动了共党，人家来个金蝉脱壳，最后“保密局”就得背锅，得不偿失。
所以，毛人凤意思也是要求抓住“老舅”就可以，这样，上边不管是蒋总统还是李总统(其时蒋介石辞职，李宗仁是代总统)，都会掂出“保密局”的分量，不会小觑他毛人凤，此举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当然，毛人凤不可能把这个心思向陆大洛表露出来，只是模棱两可地点点头:
“你继续往下说。”
陆大洛接着说道:
第四，就是他和助手柏可倚抵达南昌后的工作。
前不久，“保密局”江西站破坏了中共华东军区在南昌的一个潜伏情报点。陆大洛看过“江西站”上报局本部的情况报告， 此次行动在通常所说的“战果”的意义上，简直微乎其微。
在现场，也就不过搜到了两部已被当场毁损的收发报机，看型号是“国军”在平津会战(国民党方面对平津战役的说法)中“丢弃” 的，抓捕过程中，击毙了一名持枪顽抗的共党特工。
不过，对于中共方面在南昌乃至整个江西的情报工作而言，此次行动的后果绝对称得上“严重”。
因为，那是中共华东军区在南昌唯一有秘密电台的潜伏情报点，“保密局”江西站对这个情报点的破坏，迫使中共在江西的情报工作不得不退回到战前(指解放战争爆发前)的状态，并将持续一段时间。
共党的潜伏情报组织没有电台，只能依靠地下交通和邮寄等原始方式传递信息，这将大大降低他们的工作效率。
实际上，“保密局”江西站的这次行动，毛人凤也知道，接到报告后，他当即指令江西站今后务必加强南昌地区的特检工作，严密控制水空交通，卡住中共华东军区向南昌运送电台的通道。
据江西站报称，他们严格执行局座的上述命令，和特检科赣站精诚合作密切配合，牢牢地把住了入赣的口子。
当时，“保密局”沿袭了“军统”的组织机构，特检科虽然从“处”精简到“科”，依然像情报处等处级部门一样，在各省设有下属机关。
因此，这次中共华东军区派遣王牌谍报员“老舅”赴赣的信息，其在南昌已经重组的谍报点只能通过比较原始的传递方式(交通员或邮寄)获取。
根据截获的“二厅”那份情报的时间判断，华东军区情报部向南昌传递的信息应该还在途中。
从中共华东军区情报部驻地山东临沂到南昌，直线距离不过千里，其间解放区和“国统区”犬牙交错，国共双方的查控重重叠叠，为避免发生意外，通常的安全做法是舍近求远，辗转绕道，比较耽误时间。
陆大洛说:
我打算今天下午就飞赴南昌，抵达后立刻跟“保密局”江西站和特检科赣站接触，争取抢在共党在南昌的地下组织接应之前，先把“老舅”如何潜入南昌的情况查摸到，然后再设计捕拿。
毛人凤听后缓缓点头:
“如此甚好。相信凭你的丰富经验和工作能力，是能够完成这项任务的。有一点你要记住:
这个'老舅’必须要活口，捕拿后无须审讯，即电告局本部，我会立刻联系空军方面派出专机将其接到广州。”
陆大洛“咔”的一个立正: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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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机场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当天傍晚，陆大洛与助手柏可倚搭乘空军的一架运输机飞抵南昌。下飞机后，他在机场与南昌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副大队长、他的表弟关胜新通了个电话，打听不久前“保密局” 江西站侦办华东军区在赣秘密情报点的情况。
关胜新还有另一个身份，就是“保密局”特务。
抗战初期，他加入“军统”时，介绍人兼担保人就是表哥陆大洛，而且没少得到关照，当时，路大洛已是少校。
抗战胜利后，陆大洛得知戴笠奉蒋介石之命要在“军统”内部搞复员裁减特务的消息，又给已经为“军统” 效力八年并升至少校军衔的表弟出主意，让他趁复员决定尚未公布之前，赶紧请调回老家南昌， 投奔当地警备司令部。
陆大洛认为:
以其“军统”少校的身份，料想会被警备司令部接收，而且不会亏待他。
关胜新认为听表哥的话不会有错，立刻照办。果然，南昌警备司令部不但痛快接收，还根据其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特长，分派他去了侦缉大队，先是担任中队长，前年副大队长出车祸殒命，又让他顶了缺。
这时，因国共内战开始之故，“保密局”陆续召回之前复员的部分特务，陆大洛便向人事处推荐，关胜新遂被秘密召回，但没有把他安排到“保密局”江西站或局本部，让他只管在南昌警备司令部当他的侦缉大队副大队长，利用职权刺探情报，薪水津贴照发。
飞赣途中，陆大洛就已经开始盘算，寻思以表弟那份情报特工的敏感，不久前“保密局”江西站破坏中共华东军区在南昌的潜伏情报点一案，他应该知道得比较清楚。
自己来南昌执行的任务是保密的，不便直接向江西站打听，只能问问表弟。
关胜新接到陆大洛突然来赣的电话，而且事先没联系让人接站，马上说道:
“哥您稍等，我这就开车来接您！”
随后拿柜配资，关胜新把陆大洛、柏可倚接到南昌警备司今部内部招待所安顿下来，即让伙房准备了一桌酒菜为表哥接风。
席间，陆大洛随口提及江西站破获的中共潜伏情报点，关胜新果然知晓，而且在该案发生前，他就有点儿数。
之前，“保密局”江西站站长曹达健是关胜新加入“军统”伊始的带教老师，他以私人关系打电话，希望在不惊动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其他军官的前提下，悄悄派几名精干特务过去协助江西站搞一次行动。
当时，关胜新问是什么性质的行动，以便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推荐人选。可从曹达健吞吞吐吐的回答中，他已经隐约猜到对方要干的是一桩什么样的活儿。
行动结束后，曹站长自是要请关胜新吃饭， 还有礼品赠送，以示感谢。
案子已破，也就没什么秘密可保，席间，曹站长和几个陪客特务不再避讳谈及案情，所以，关胜新对此案的了解程度不亚于直接参与。
当下，关胜新把自己知道的情况跟陆大洛说详细说了一遍，他还告诉表哥:
据江西站侦查，华东军区在南昌很有可能还有一个临时备用联络点， 这个联络点应该比较简陋，估测大概位置在绳金塔、十字街一带。
江西站原本打算顺藤摸瓜扩大战果，把这个备用联络点一起拿下，可是，执行跟踪任务的特务不慎露出了马脚，引起了对方的警觉，江西站不得不仓促动手，这条线索也就断了。
陆大洛当即决定:
“特行组”就盯着这根断掉的线头，继续开展对“老舅”的调查。
随后，连陆大洛自己都没想到，这一查，竟然就像是“天上掉馅饼”一般，撞上了大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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